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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散文]读书断想

来源:马志英  发布时间:2012年03月07日  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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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吃饭是获取物质营养,读书是获取精神营养。这二者对于人来说,都是不可或缺的。不过,人一天不吃饭,就饥肠辘辘,体力不支。但一月两月,甚至一年到头一本书也不读,不少人却觉不出什么异样,甚至还活得挺滋润、挺惬意。这恐怕正是时至今日,仍有高达46%的干部在一年内没有读过一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(据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)。

    过去人们常说: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。其实,这话有道理,也没道理。清代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就曾对儿子曾纪泽说:“人之气质,由于天生,本难改变,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,古之精相法者,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”连骨相都可以“变换”,遑论“禀性”了!古人云“腹有诗书人自华”,说的恐怕也是这个理。

    据《一亭考古杂记》载,清代毛庆臻竟上书道光皇帝说:“莫若聚此淫书,移送海外,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。”这个顽固、颟顸的封建士大夫,居然把《红楼梦》视作中国的鸦片,要送去毒害洋人,实在荒唐可笑至极。可作为开国上将的许世友也对读《红楼梦》颇有微词,说什么《红楼梦》写的都是吊膀子的事,有什么好看的?而毛爷爷却说:这个观点不对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是解读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,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至少要读四、五遍。

    看来,什么叫好书,什么叫坏书,且不说在多元社会中,见仁见智,众说纷纭,即便是在某一个高度统一的政党或团体中,也很难不约而同。

    如同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吃了才知道,书的好坏,也只有认真读过才能做出判断。大概是1986年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,约《文汇报》总编辑马达谈话,一开头就批评《文汇报》连载刘晓庆的《我的路》是鼓吹个人奋斗、个人成名。可半个月后,马达看到胡乔木给北京影片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的复印件。胡在信中说:最近看了刘晓庆写的《我的路》,认为很好。马达揣测,在约他谈话之前,胡并没有看过《我的路》,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或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“情况反映”一类的“内参”,他便下了断语。我以为,马达的揣测大致是不错的。

    当然,坏书会给人特别是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,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细想想,即便读的是好书也未必就不会引起某些人的坏念头,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。鲁迅先生就说过,一部《红楼梦》,“单是命意,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: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很清楚,同一本书的阅读效果也往往是因人而异的,简单、机械地把读书获益与否同书的好坏等同起来,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片面认识。

    一个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等社会意识的形成,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社会存在决定的,书在其中大多只能起到“酵母”的作用。如今一些官员热衷于读“厚黑学”、“官场秘诀”一类的“坏书”,说到底是现实社会有“用武之地”。即便像胡长清一类的贪官,不管他读过怎样的“坏书”,也不管他世界观、人生观多么糟糕,让他到联合国去掌管财务,他一个子儿也贪污不了,因为在那里他“根本”无从下手,也“根本”不敢下手。

    读书历来有两种态度:跪着读和站着读。

    站着读,就是读书不尽信书,读与思相伴,读与疑相随,读出思想,读出境界;跪着读就是迷信本本,僵化教条,那怕皓首穷经、苦心孤诣,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只“两脚书橱”。

    中国传统学问中一个最大的历史包袱,就是“颂圣”学问源远流长。似乎只要将谁封为“圣人”,就将他的话视为圭臬。你就必须理解的要照办,不理解的也要照办,否则就是“非圣”,“非圣”就要杀头。魏晋时代的嵇康,因为一句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,让人抓住了辫子,丢了脑袋;明代的李卓吾,因为不赞成“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,终于被加上“敢倡乱道,诬世惑民”的罪名,迫害致死。所以,相沿成习的办法是对“圣人”之书,跪着读。跪着读,当然保险,但也就此禁锢了思想,迟滞了文明的发展。中国历来多腐儒,多“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死”的书呆子,盖缘于此。

    如同吃饭偏食就会造成营养不良一样,读书如果“偏食”,那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。不过,这也不是说,读书不需要选择,不需要确立主攻方向。在有限的时间里,根据自己的工作和学养的实际,多读急需读的书,是非常必要的;确立了研究课题,有侧重地选择一部分书目反复阅读,深入研究,也不失为学有成者的必经之路。但这绝不是说只有与自己工作相关的,或者说本专业的书才是有用的书,而把其他书视为无用而一概不读。这种过偏、过窄的阅读方式,只会使自己的眼光越来越狭窄,创新思维能力匮乏,人文素质降低,以致最终成为“有常识无学问”的人。

    如果说农耕时代,读几年的书,可以管用一辈子;到了工业经济时代,读十几年的书才能够用一辈子;那么,如今到了常识经济时代,只有终身学习,才能够用一辈子。按说,早在上世纪末,“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”等口号就已喊得震天响了,如今不少人也把“学习型”挂在嘴边,几乎逢会必讲,但他们似乎始终没有弄明白,学习型与传统学习有着质的区别:一是要变“要我学”为“我要学”;二是要变“学一阵子”为“学一辈子”;三是要把传统的教条式的学习变为与时俱进的创新学习。这实际上是一场学习革命——如果不从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政治学习、集体学习的旧窠中摆脱出来,也将难免“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”。

     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这古训尽管有功利之嫌,但“主旋律”还是鼓励人们要多读书、好读书的。读一本好书就好像是和一位常识老人促膝谈心,给人带来的愉悦不是其他生活方式所能得到的。但读书如果始终囿于功利主义的驱使,人也就变成书本的奴隶了。

     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央曾提倡年轻干部读书两亿字。这字数无疑大大超过了古人所谓“万卷”的字数。当时就有不少人怀疑这个“定额”是否过高了。可胡绳同志算了一笔账:一小时读两万字,每天只要挤出两小时读书,用15年至20年时间就能完成这个任务。显然,“定额”并不算高,关键要认识读书的重要性,增强紧迫感,并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地读下去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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